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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城市治理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

　　——專訪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長、研究員閻星
　　本刊記者/席志剛 (發自成都)
　　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深刻變化、利益格局深刻調整，群眾利益多元化、碎片化的傾向越來越鮮明，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，城市中不斷涌現新情況、新問題，這對執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，考驗著城市管理者的智慧。面對這些問題，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長閻星認為，成都的探索表明：在多元社會主體參與的治理體系中，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成都在發展實踐中，政府的角色有何變化？
　　閻星：成都在發展過程中，“城鄉二元結構”與“城市二元結構”在城市化進程中同時出現，這兩個歷史欠賬帶來的壓力不小。
　　對政府而言，只有通過自身改革，促進經濟發展，才能提供持續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。
　　從改革過程就能看出政府角色在變化。成都改革政府管理體制，進行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的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建設，將過去“管制型”政府轉變為“服務型”政府，讓政府職能歸位，不再管那些不該管、管不了、管不好的事情。
　　政府改革實際上是政府簡政放權，這涉及到權力邊界的問題。政府其實已經意識到過於戀權，什麼都大包大攬只能是包袱越來越重，能效肯定降低。成都的政府改革標誌是減少審批事項，隨後主要是釐清和理順政府權責關係與部門職責。
　　通過自身改革，掃除了發展障礙，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得到提升，才有能力、實力和精力去解決“城鄉二元結構”與“城市二元結構”等遺留問題，成都在這方面效果顯著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具體做了哪些工作？
　　閻星：減少審批事項層面，截至2013年12月，成都先後9次大規模調整、清理或取消行政審批事項，行政許可項目減幅達91%；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減幅達79%；放權層面，市政府先後向區(市)縣政府下放經濟和社會管理權限60餘項。
　　此外，從主體、權限、邊界、交接4個方面劃分和明確了部門職責，併在部門“三定”方案中固化。共調整市級部門職責194項，對城市管理、行政執法、投資開發等26項存在交叉的職責進行了優化，推動部門高效履職。還有，一站式政務大廳、網上審批、微博問政、“企業服務數據庫”和“居民服務數據庫”“移動政務大廳”等創新型政務服務模式也在不斷得到完善。
　　與此同時，健全科學決策機制，打造陽光政府。政府不是萬能的，包辦不了一切。
　　近幾年來，成都先後制定出台了重大行政決策事項公示和聽證、專家咨詢論證辦法，初步形成了公眾參與、專家論證和政府依法決策“三結合”的科學民主決策機制。
　　公眾參與重大事項決策，一方面可以使決策更科學、更民主，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更好地理解公眾訴求，提升決策為民服務的效果。這也是成都市委倡導的問需於民、問計於民、問效於民的治理思路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當前的社會矛盾表明，政府有時強力介入反而會激化矛盾，成都在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，你認為有何創新？
　　閻星：成都很多制度性的創新實際上是在進行綜合改革探索，此次在“北改”工程中的創新，實際上是一種驗證。從村級治理到社區治理是一種跨越，難度也很大。
　　從“村民議事會”到“居民自改委員會”，都是基於“還權、賦能、歸位”的治理思想。
　　村民自治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在治理實踐中發揮的作用極為明顯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能力不可小覷。依托社會組織的力量和智慧解決問題，化解矛盾，體現了政府對從“管”到“治”理念的轉變。
　　社區自我管理屬性得到肯定，意味著官與民，政府對社會的關係和諧度增加。成都的做法是大力發展各類社會組織，鼓勵社會組織承擔部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事務。
　　目前，成都註冊登記的社會組織有7000多個，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位居第一。
　　成都堅持用民主和法治方式處理社會矛盾、理順社會關係、規範社會架構，擴大公民有序參與城市治理，比較好地處理了利益關係間的矛盾。
　　中國新聞周刊：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中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，成都在發展實踐中有何體會？
　　閻星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說起來簡單，就一句話，政府的事政府辦，市場的事市場辦，但在經濟活動中，對政府“越位”與“缺位”的界定同樣重要。成都在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規劃和提高政府能效層面，不過多干預市場。
　　“五大興市戰略”的實施，市場的主體作用在政府規劃框架內自由發揮，許多政府頗為頭疼的事，在市場面前迎刃而解。比如，經濟活動中項目和資本不是政府隨意擺弄就可以到位，而是按照市場規律完成最優配置。
　　項目落地的市場選擇是彌補產業配套環節，市場會給出成本優勢，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它的流動方向，只要有投資窪地存在，自然就流過去了，不需要政府“拉郎配”。
　　成都在“產業倍增”和“三圈一體”戰略實施過程中，政府有意約束了干預衝動，從產業佈局到全產業鏈配套，在市場作用下得到了優化，政府付出的成本很小。
　　當前，成都依然在不同領域做著改革探索。成都現在提出“以全面深化改革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，努力走在全國新一輪改革前列”的目標，表明成都在“治理能力”層面已做好服務於改革目標的準備。
（編輯：SN094）